古人做生意厚道，銀貨兩訖成交之后，賣米的總會添一撮“尖頭”，賣布的多送三寸，賣油賣酒的加點添頭。這叫“無尖不商”，“尖”保證了分量十足，又讓顧客心里舒坦，這是老派生意人的敦厚與朗闊。
    但是，商人在“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”的古代中國地位仍然低微，以讀書人為主的統治階級認為金錢充滿了銅臭味。漸漸地，“無尖不商”被傳成了“無奸不商”。
    視商為“奸”是特定時代中帶著有色眼鏡看人的結果，只盯著賤買貴賣的商人本質，卻忽略了商人的勞動與心血，應當糾正。暫不論商人對歷史與社會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，單就“忠奸”而論，從古至今，“忠商”才是社會主流。
    有據可考的商業行為出現在商朝，商人的開山祖師王亥駕著牛車到其他部落以物易物，邁出了偉大的一步。王亥成功了，他沒有被其他部落的人大罵“投機取巧不勞而獲”，而是被欣然接受。王亥用實踐夯實了一個結論：商業能滿足人的需要，人類需要商業行為，與欺詐、奸猾毫無干系。戰國商人白圭奉行“人棄我取，人取我與”的原則。豐年時大量購進谷物，將其他生活品賣給手頭寬裕的農民；收成不好時，他并不囤積居奇，而是平價出售糧食，再購進滯銷的生活品。以此“仁術”，保護了農民、手工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。
    宋朝徽商尊崇“財自道生，利緣義取”的準則，且薄利多銷。有商諺大致這樣說：“農耕獲得十分之一的利潤，假如我們商人也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潤，自然就沒人指責了。”浮梁商人朱文熾在經營茶葉時，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后，他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均注明了“陳茶”二字，以示不欺。晉商大家喬致庸的經商之道：第一是守信，第二是講義，第三才是取利。清末，喬家的復盛油坊從包頭運胡麻油往山西銷售，經手伙計為圖暴利，在油中摻假。此事被掌柜發覺后，立即飭令另行換售，代以純凈無假好油。商號蒙受巨大損失，但信譽昭著。
    當然，在利益的驅使下，的確也有相當一部分奸商的存在。但是，即便沒有商業行為，欺騙、隱瞞、狡詐、奸猾就會消失了嗎？答案毋庸置疑：絕對不會！這些貶義詞是人的劣根，它們和誠實、正直、坦蕩這些優良的品質一樣附屬于人身人心。所謂“奸商”，“奸”的是人而非“商”，“商”可謂代人受過，蒙冤數千載了！